高前部长形容人与病毒的关系是“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”的，是“你死我活”的。
这个观点在某种状况下成立：人类对治愈某种病毒有了好的办法，或者有了某种特效药，那么，人在，病毒没了。或者没有好的办法，疫病大流行，人就不在了。
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也没有马上就能治愈的特效药，但有一些办法，使用某些药物，能减轻病症，降低死亡率。这样就需要一些时间，人跟病毒得共存一些日子。
以我为例，我就跟病毒共存了一些年。
我在幼儿园时，父亲的肺结核病症加重，并传染给了我。
有一年时间我没上幼儿园，医院的结核病房。每天用的药我能背得出来：青霉素（针剂）、链霉素（针剂）和雷米封（片剂）。
这些药用下去，病情日渐好转。
也有病人不治身亡的。
有个农村来的小伙子，刚结婚，才十八岁的新娘来陪床，陪了几天，男人开始咯血，一吐就是半脸盆的，不久就送太平间了。
还有个孩子，比我略小一点，住了几天就没气儿了。
病房里很多大人对我说：你福气好，有了好爷娘，穷人家哪看得起这个病。
小学一年级，我的病转好，已经不传染了。但大人都对自己孩子说：离这个小痨病鬼远点。所以我在学校里不敢跟人说话。放学了，医院，每天一针青霉素，一针链霉素，雷米封一天三次。
三年级就不用每天打针了，但雷米封还是一天三次。
四年级，医院拍了X光片，大夫说病灶已经钙化了，肺结核彻底治愈了。
从发病到治愈，肺结核跟了我将近五年。
但是俗话说得好：祸不单行。
初中一年级，我被查出来得了血吸虫病。
这种传染病在南方很流行。
戴蒙德在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一书中提到过这种病：
“有些农业人口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，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动的田里，从而使粪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去感染新的受害者变得甚至更加容易。灌溉农业和鱼类养殖为蜗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。蜗牛是吸血虫的宿主，而水蛭则在我们涉过满是粪便的水中时钻进我们的皮肤。”
他说的蜗牛，就是钉螺，血吸虫幼虫寄宿在钉螺里，人进入水中，幼虫就钻进人体内，寄生在血液中。南方十三省市得血吸虫病的人很多，领袖为此写下了《送瘟神》。于是防治血吸虫病成了政治任务。当时没有成熟的药物，刚试制出来的药马上就用于临床了。
我在以前写的文章《后遗症终于爆发了》里记述了这次治疗：
“那次用的是针剂，一针打下去，肚子里翻江倒海，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，一直吐到没东西吐为止。可见这种药伤的是肠胃，后来胃病经常会犯，但一直比较注意养胃，所以后遗症不算太大。”
到了高一，又查出体内有血吸虫，于是再次治疗。这个过程也写在文章里了：
“高中那次用的是片剂，那就遭罪了。这个药吃下去，初时没什么感觉，一两个小时后，不是腿抽筋就是手抽筋，只要一使劲，就开始抽。最难受的是半夜，一翻身，大腿或者小腿就抽上了，疼痛难忍，病房里哼哼唧唧此起彼伏。同病房的一个哥们儿有次上厕所，小解完后准备扣上前面的扣子，不料手指头突然抽起筋来，顿时就动弹不得。不得已，他只好求正在如厕的其他哥们儿帮忙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俩搞基猴急到了这程度，也不找个干净点的地方。
第二次治疗，后遗症看来是落下了。年轻的时候不明显，疲劳了，容易脚指头抽筋，但频率不算高。到了老年，开始经常抽筋，部位也扩大了，小腿、大腿时不时的抽起来。最难受的是半夜，睡着睡着突然就抽上了，这时候就得赶紧起来，站直了，站半天才有所缓和。”
算起来，我跟血吸虫相处了不少于三年。若算上后遗症，就不好说了。
全民消灭血吸虫的战役打了好多年，很多河浜都被填埋了。这些年，有消息说开发房地产，在原先被填埋的河浜上挖开后，发现还有钉螺存活，并检测出有血吸虫。看来，血吸虫还得跟人类共处下去。
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，想在短时间内消灭某种病毒或者传染病，多少有些一厢情愿，而共存倒算是一种常态。
治病，我只听专家和医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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